第15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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曹操还有两个真正称得上文学家的儿子,曹丕、曹植。

    父子三人中,文学地位最低而终于做了皇帝的曹丕,就文笔论,在数千年中国帝王中也能排到第二。

    第一是李煜,那是以后的事了。

     在三国时代,哪一个军阀都少不了血腥谋略。

    中国文人历来对曹操的恶评,主要出于一个基点,那就是他要“断绝刘汉正统”。

    但是我们如果从宏观文化上看,在兵荒马乱的危局中真正把中国文脉强悍地接续下来的,是谁呢? 这是“三段论”的第一段。

     第二段,曹操的书记官阮瑀生了一个儿子叫阮籍,接过了文脉。

    还算直接,却已有了悬崖峭壁般的“代沟”。

    比阮籍小十余岁的嵇康,再加上一些文士,通称为“魏晋名士”。

    其实,真正得脉者,只有阮籍、嵇康两人。

     这是一个“后英雄时代”的文脉旋涡。

    史诗传奇结束,代之以恐怖腐败,文士们由离经之议、忧生之嗟而走向虚无避世。

    生命边缘的挣扎和探询,使文化感悟告别正统,向着更危险、更神秘的角落释放。

    奇人奇事,奇行奇癖,随处可见。

    中国文化,看似主脉已散,却四方奔溢,气貌繁盛。

    当然,繁盛的是气貌,而不是作品。

    那时留下的重大作品不多,却为中国文人在血泊和奢侈间的人格自信,提供了众多模式。

     阮籍、嵇康是同年死的。

    在他们死后两年西晋王朝建立,然后内忧外患,又是东晋,又是南北朝,说起来很费事。

    只是远远看去,阮籍、嵇康的风骨是找不到了,在士族门阀的社会结构中,文人们玄风颇盛。

     玄谈,一向被诟病。

    其实中国文学历来虽有写意、传神等风尚,却一直缺少形而上的超验感悟、终极冥思。

    倘若借助于哲学,中国哲学也过于实在。

    而且在汉代,道家、儒家又被轮番征用为朝廷主流教化,那就不能指望了。

    因此,我们的这些玄谈文士们能把哲学拉到自己身上,尤其出入佛道之间,每个人都弄得像是从空而降的思想家似的,我总觉得利多于弊。

    胡辩瞎谈的当然也有不少,但毕竟有几个是在玄思之中找到了自己,获得了个体文化的自立。

     其中最好的例子要算东晋的王羲之了。

    他写的《兰亭序》,大家只看他的书法,其实内容也可一读,是玄谈中比较干净、清新的一种。

    我在为北大学生讲课时特地把它译述了一遍,让年轻人知道当时这些人在想什么。

    学生们一听,都很喜欢。

     王羲之写《兰亭序》是在公元三五三年,地点在浙江绍兴,那年他正好五十岁。

    在写完《兰亭序》十二年之后,江西九江有一个孩子出生,他将开启魏晋南北朝文学“三段论”的第三段。

     这就是第三段的主角,陶渊明。

     就文脉而言,陶渊明又是一座时代最高峰了。

    自秦汉至魏晋,时代最高峰有三座:司马迁、曹操、陶渊明。

    若要对这三座高峰做排序,那么,司马迁第一,陶渊明第二,曹操第三。

    曹操可能会气不过,但只能让他息怒了。

    理由有三: